民族认同研究的方法论述评

刘瑞婉

摘要：根据当前民族认同研究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趋势，从民族认同的发展观出发，对民族认同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概述民族认同研究的的相关理论、概念和测量方法，分析民族认同研究在理论、测量和实证研究上面临的挑战，为民族认同研究理论精确化、测量工具完善化和实证研究合理化提供可能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民族认同  发展观  方法论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民族与文化冲突等国际性问题的不断发生，民族认同研究的重要性空前凸显，大大推动了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尤其是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研究的快速发展。对数据库PsycInfo进行文献搜索发现，从1990年至2012年，一共有632篇文献的题目中包含“民族认同”(Schwartz，2014)；对中国学术资源总库(CNKI)搜索发现，2000年以来发表的题目当中包含“民族认同”的文章有429篇(万明钢等，2012)。

从民族认同的发展观出发，对民族认同研究进行方法论的梳理，有利于推动民族认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现民族认同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已不适应当前民族认同发展的问题，推动民族认同理论的精确化，测量工具的完善化和民族认同实证研究的发展。

2.民族认同研究的主要理论、相关概念及测量

发展观下的民族认同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民族认同发展的过程，即民族认同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民族认同发展的内容，即民族认同发展的特征和意义是什么。

2.1基于民族认同发展过程的主要理论、概念及测量

基于民族认同发展过程的相关模型主要关注民族认同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目前比较流行的两种发展模型主要是Phinney的民族认同发展理论以及其测量工具MEIM和Cross的变黑理论及测量工具CRIS。Phinney的民族认同发展理论以Erikson的认同发展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关注民族认同发展的普遍性、一般性特征，强调青少年及成年早期民族认同的发展在民族认同发展进程以及民族认同研究中的重要地位；Cross的变黑理论主要研究了非裔美国人民族认同的发展，该模型认为民族认同的发展是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的，主张用一种生命全程观来研究民族认同的发展。

2.1.1 Phinney的认同发展理论

心理学上的“认同”由Freud最先提出，后来Erikson对其进行了发展，并于1968年系统地提出了他的认同发展理论(Theory of identity development)。James Marcia把Erikson的认同发展理论进一步操作化，提出了个体认同发展理论。Phinney在Erikson认同发展理论和Marcia的个体认同发展理论操作化的基础之上，提出并发展了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安洁，2012)。

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Phinney提出了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992年，Phinney 将自己的理论操作化，编制出了多民族认同测量量表MEIM（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用于评估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没有涉及特定群体的内容，比如文化价值观和信念等。MEIM包括三个维度共14个项目，评估了民族认同的核心成分：肯定(affirmation，5个项目)，建立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之上，指归属感和对本民族群体的积极态度；认同获得(achievement，7个项目)，建立在Marcia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民族认同的探求和承诺；民族行为(behaviors，2个项目)，指参加本民族特有的文化和习俗活动(Phinney，1992)。

Umana-Taylor等人认为，Phinney的MEIM只是测量了民族认同发展的部分成分，其得分是一个单一的测量分数，即高得分意味着个人的高投入和探索，同时伴随着积极的情感态度，而 Erikson和Phinney 的理论都没有假定民族投入和探索需要积极的感情来建立认同。且根据Phinney的理论，肯定和实现是民族认同的两个独立方面，但在量表使用中，它们却又是混合计分，因而其实际使用和理论基础之间存在矛盾。鉴于此，经过大量的研究，Umana-Taylor编制了他的民族认同测量工具(EIS)。EIS主要用于评估青少年民族认同的三个维度：探索(exploration，7个项目)、解决(resolution，4个项目)和肯定(affirmation，6个项目)。探索(exploration)指的是青少年参与那些具有教导意义的族群活动；解决(resolution)测量的是个体族群性意味着的使命感；肯定(affirmation)代表的是青少年已经发展出的对群体身份积极感受的程度。通过对各分量表得分高低进行分析，可以将个体置于可能存在的八个阶段，即混乱、早闭、延缓、获得，每个阶段有积极或消极的确认(万明钢，高承海，安洁，2010)。

作为对Umana-Taylor等研究者置疑的回应，Phinney重新审视了她的民族认同理论及测量工具。她认为获得民族认同包括两个过程，即探索（exploration）和承诺（commitment）。探索是指个体努力学习或获得关于民族的历史、行为规范、信念，以及作为民族成员的意义等；承诺是指个体清晰的意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一个民族，并对其所属民族产生积极的态度和自豪感，即使意识到民族内部的一些问题(比如歧视)，对该群体仍有一种舒服的情感体验。对于民族认同的发展，Phinney区分了民族认同形成的四种状态：(1)认同混乱(Diffuse)：缺乏探索和承诺，个体对他们民族身份表现出很少的兴趣和理解，很少甚至完全不去努力了解，几乎对其所属民族没有积极的归属感；(2)认同早闭(Foreclosed)：承诺但是没有探索，个体表达对群体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但是对自己的民族身份的意义几乎很少去探索或者询问，他们看法反映出父母或者其他权威人物的观点；(3)认同的延缓(Moratorium)：探索但是没有承诺，个体努力去了解和理解他们的民族身份，但是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是模糊和矛盾的；(4)认同获得(Achieved)：既探索也承诺，个体考虑过并努力去理解自己民族身份的意义，并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民族有清晰的归属感(Phinney，2007)。

经过一系列研究，Phinney和Ong编制了两因素(探索和承诺各3个项目)、6个项目的修订版(MEIM-R)。他们认为修订版的量表很好的测量了族群认同最核心的成分，两个分量表也可以分开来使用。由于量表相对较短，所以，在研究中可以附加族群认同的其它维度。

民族认同发展模型强调民族认同的普遍性特征，认为以往其他群体特殊性的民族认同量表因其在量表编制、施测评分等各方面标准的不同，不利于跨民族研究的实现，从而制约了民族认同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MEIM量表的普遍适用性，促进了它及其修订版的广泛应用，是应用最广泛的民族认同测量量表。

认同发展模型主要关注少数民族认同发展的进程。根据Erikson的观点，认同的形成是青少年时期个体不断探索和承诺的结果。Phinney的认同发展模型以此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强调青少年在和成年早期认同发展在整个民族认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国内基于认同发展观的民族认同研究主要是在借鉴Phinney的认同发展模型的基础上，与国内民族认同现状相结合而进行的。万明钢、王亚鹏在Phinney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藏相结合族大学生民族认同问卷(万明钢，王亚鹏，2004)。

2.1.2 Cross的变黑理论

Cross认为民族认同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时间和情景发生变化，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实现。Cross提出了黑人民族认同的发展模型主要分为4个阶段：(1)前遭遇阶段（pre-encounter）：个体向单个群体认同形成的过程；(2)遭遇阶段(encounter)：即重大事件使个体的群体自我意识发生改变；(3)浸入和浮现阶段(immersion-emersion)：先前的认同与新的认同发生冲突；(4)内化与整合阶段(internalization):对本民族产生归属感、安全感，并将民族认同整合进自我认同之中(Cross，1991)。

Helms认为，认同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的认知、情感因素的图式，通过图式加工关于种族和族群的信息，图式的功能及其发展过程对所有的种族群体都具有普遍意义，从图式可以测定出认同的不同维度和发展水平。图式的发展是动态的、动机驱动的过程。Helms提出有色人种认同模式的发展过程由6个平衡图式发展的因素构成。即一致性(conformity)、不协调(dissonance)、浸入(immersion)、浮现(emersion)、内化(interlization)、整合意识(integrative awareness)。

在西方非裔民族的民族认同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Cross根据其变黑理论提出的民族认同测量量表CRIS。3个子量表用来测量前遭遇阶段的民族认同发展，如对应于前遭遇阶段的肯定维度，错误教导维度，自我厌恶维度；以及对应于整合阶段的民族中心维度和多元文化包容维度(Vandiver，2002)。

Cross和Helms等人的变黑理论，在民族群体的选择上更加强调民族认同群体的特殊性，他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非裔民族。在量表应用上也多用于非裔美国人等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量表的发展与应用。

在民族认同发展过程上，Cross等的变黑模型不同于Phinney的认同发展模型只关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的认同发展，该模型认为民族认同的发展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人在生命历程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自己的民族认同。

由于Cross和Helms等人的变黑理论在民族群体选择上的特殊性，虽然一些学者对黑人认同发展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卢瑶，陈谊，张庆林，2007)，国内对这一方面的探讨还很少。

2.2 基于民族认同发展内容的主要理论、概念和测量

不同于民族认同发展过程理论模型对发展过程、发展阶段的关注，Sellers等提出的民族（种族）认同理论的多维模型（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Racial Identity，MMRI)，不关注发展过程本身，关注发展过程中民族认同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Sellers，1998)。

MMRI理论的提出，最早主要是依据对非裔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研究。定义了种族认同的4个维度：重大事件（salience），指与民族认同相关的特定情境下的重大事件，如被歧视的经历；民族中心（centrality），指民族对个体的重要性的程度；评价（regard），分为民族评价和个人评价：民族评价是对所属民族群体的评价，个人评价是对自身所处民族群体成员关系的感知；民族意识（ideology），分为4个部分：民族主义意识，少数民族受压迫意识，社会同化意识，人道主义意识。

根据MMRI模型Sellers等提出了民族（种族）认同测量的多维模型MIBI（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虽然MIBI设计时主要考虑针对非裔美国人，但是研究发现这一量表同样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研究，包括亚裔美国人和拉丁美国人(Rivas-Drake，2009)。

MIBI主要测量了民族中心，民族意识和民族评价三个维度，在应用上是仅次于MEIM的民族认同测量量表。很多关于民族群体的测量是基于MIBI中民族中心和民族评价维度的测量(Casey-Cannon，2011)，关于民族意识维度的测量则主要被用来测量非裔民族。

2.当前民族认同研究面临的理论和测量挑战

随着民族认同研究的不断发展，民族认同的某些理论缺陷也日渐凸显，其相应的测量工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当前民族认同研究面临的理论与测量挑战主要是民族认同研究中民族认同发展过程和内容上存在的交叉和界限不清问题，以及关于民族认同研究中的群体普遍性与群体特殊性选择的问题。

3.1关于民族认同发展进程与发展内容问题

MEIM和EIS主要是用来测量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的，CRIS主要是用来测量种族认同的发展；MIBI主要是设计来测量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内容，但后来也被用于其他群体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研究。

民族认同发展的进程和内容特征是不能简单分离的，虽然关于民族认同内容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民族认同的特征和意义，并不直接关注民族认同的发展进程，但是，在特定民族情境下，对民族认同潜在结构的探索表明认同发展观对认同内容的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发展进程中民族认同探索的努力程度和心理资源的强弱也暗含着某阶段民族认同的主要特征和意义，因为个体不会对他们不关注的领域进行探索，他们关注的也必然是对他们重要的，有意义的方面(Schwartz，2009)。

我们可以用一种整合的观点来对待民族认同发展过程和内容。这种整合，可以从民族认同的测量量表入手。在MEIM和EIS中，测量既包括民族认同的发展进程，比如探索，解决和承诺；又包括民族认同的内容，比如肯定。但却一般多被用来测量跨群体的民族认同发展进程，这种测量结果本身，并没有把认同发展的内容和过程区分开来。

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民族认同发展进程与民族认同发展内容之间的交互作用。一种是发展一种新的测量工具将民族认同发展过程与发展内容区分开来；另一种是改变现有的民族认同测量工具的应用范围。对现有民族认同测量工具的革新，可以引导我们思考新的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比如，一份关于非裔美国人民族认同的研究发现，民族认同获得阶段的个体在种族认同中心性和个人支持上的得分大于民族认同弥散阶段的个体(Helms，1997)。另一份研究综合了调查法和叙事法，发现当个体被问及导致他们察觉到民族认同的经历时，在民族认同探索维度得分较高的被试倾向于回答与文化背景或者歧视有关的事件(Syed，2008，2010)。这种认同的整合其实就是把“什么样的民族认同”整合进关于民族认同发展的“程度（水平）”中去。

对基于认同发展和认同发展内容的研究的整合，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个体如何把“民族”整合进自己的自我概念之中，以及民族认同的特征和意义是如何随着民族认同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整合本身也是民族认同研究方法论革新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思考并提出以往研究没有涉及，但却对民族认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研究问题。

3.2民族认同研究中的群体普遍性模型和群体特殊性模型问题

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在一些情况下，个体认同有可能占支配地位，因此个体的目标和信仰等指导着个体的决定和行为。然而，某些时候，族群认同会占据主要地位，比如当个体目睹或者经历针对他们民族群体的犯罪行为或者歧视的时候，个人的决定和行为更大程度上就受到他们的民族认同的影响(Spears，2011)。以社会认同理论的内群体的观点来看，个体主动将群体心理化，以此与他人相互区分，并得到积极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其理论关注点是“在个体中的群体”。个体运用认同管理策略，专注于群体内成员间的积极关系，少数民族个体成员更关注本民族占优势的领域来增强对本民族的积极态度。

如果根据特殊群体模型，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认同关注点；根据群体普遍性模型，民族认同具有跨群体一致性。如何理解民族认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或者在什么范围或者多大程度上跨群体的民族认同才具有一致性、可比性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究的。

Phinney对西方民族认同研究领域的文献经行梳理，她认为，对民族认同普遍性的割裂，阻碍了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因为研究者多运用仅针对本民族认同的测量工具来研究民族认同，采用不同的标准、概念、语言和测量工具等，导致民族间的认同比较变得困难。Phinney认为民族认同具有跨群体的普遍性，这种立足点促进了其测量工具MEIM及其修订版的流行。

民族认同的特殊性模型针对不同的民族编制不同的测量工具，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兼顾到不同民族的特点；但是不同民族特殊性模型也有其困境。首先是不同民族的界定问题。族群是很难界定的，可能需要多维理解。民族间复杂的历史迁移使得民族的界定也变得复杂。

在西方，民族（种族）认同是很难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测量的。作为一种社会构建，种族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与特殊群体的历史发展息息相关。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奴隶制以及各种社会制度歧视与压迫；长期以来，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外国人冷遇”；亚裔美国人与拉丁美国人不断经历的各种形式多向分层同化等，都可能改变传统的民族认同。对民族认同的研究，有时候还要考虑到民族起源和民族的外显特征。在西方，对于像拉丁美国人这样的群体，他们因为语言相同而相互聚集，外显特征本身就具有复杂性。一份对波多黎各女性的民族认同的研究发现，她们的肤色在民族认同和自尊之间其调节作用：相较于肤色更深的女性，肤色较浅女性的民族认同对其自尊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Lopez，2008)。一项关于墨西哥裔美国青年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肤色较深的更具有拉丁美国人特征的青年来说，他们所在家庭的社会化程度可以越高，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具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感(Gonzales-Backen，2011)。

按照民族认同群体特殊性模型，一些针对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所编制的量表是不能够进行跨团体的应用的。理论模型指导分析策略，分析策略又反作用于理论模型。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取样应该针对根据他的理论指导中不同民族的界定。但在现实研究中，很多研究中的取样是根据经验不是理论来判断群体以及群体一致性问题。

一项探讨孝心测量量表是否对拉丁美国人具有同样的适用性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此测量手段主要是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价值系统提出的，它对其他群体也同样适用(Kao，2005)。可见一些最初针对某个群体编制的测量工具也可能对其他群体同样适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更好的看待民族认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提高我们的理论精确度并推动测量工具的完善呢？

在国内，民族认同发展研究多借鉴Phinney的认同发展理论，更强调民族认同的一般性研究。我国民族认同兼具本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双重含义，根据认同的层次说的观点，国家认同是更高一级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必然有相互重合的部分。研究多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的核心民族认同成分是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的。但是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和现状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民族认同受到民族文化、历史记忆、地域、政策等多重影响(柏贵喜，2011)，不同民族的特殊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国内现在也有关于特定民族的研究，如王文光和张曙晖对白族民族认同的民族学考察发现，部分巴尼人的“我非白族”认同观和部分大理白族的“汉族族源”认同观，体现了民族认同受历史场景、族际互动影响，同时也受到政治、经济利益影响，在民族认同上表现出差异性，说明民族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到众多具体因素的影响(王文光，张曙晖，2009)；古文凤对苗族“蒙人”的民族认同特点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苗族人的民族认同是分层级的，其民族认同的归结点是血统的认同和祖根的回归，苗族蒙人的血统是中国人，祖根的回归点是中国，所以，国家认同是苗族蒙人最高级的认同(古文凤，2011)。但关于本土民族的研究还较少，侧重某一民族认同发展特点的更少。

民族认同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在西方文献和国内研究中一直存在却鲜有探讨研究。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选择某一个理论取向而避免对其进行综合考虑。但是民族认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整合，对于拓宽民族认同研究的广度和增进研究深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的研究也应该将探讨民族认同跨群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提上日程。在民族认同研究中可能存在某些方面是兼具民族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征的。

现存的民族认同测量量表主要是基于多维理论的，这需要我们对这种理论多维性划分提供实证依据。尽管MEIM被广泛接受并应用，MEIM的因子结构其实并不是完全的清晰，并且不同研究者有各种版本的修订版来适应其研究的需要。对于14项目修订版的因子分析发现了三个因子结构：解决、肯定和探索(Lee，2004)，这与EIS的因子结构相同。这种因子结构差异主要是由肯定和解决维度到底应该包含在承诺子量表内还是应该独立出来的问题引起的。然而，由于MEIM、EIS的民族认同跨群体一致性假设，先前对MEIM的维度分析研究都是基于不同民族的跨民族被试，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测量不变性检验，来确定不同民族民族认同发展维度的相似性。

以民族认同普遍性为理论基础的测量工具如MEIM，对单一民族进行因素分析时，它在民族认同维度上是否和用多民族样本进行分析时的民族认同维度保持一致？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民族认同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同时，民族认同是不断发展的，民族认同的维度划分是否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推动理论和测量精确化，从而促进民族认同发展研究的深入。

4.民族认同发展的实证研究

理论和测量工具的不断完善推动了民族认同实证研究的发展；民族认同实证研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认同理论和测量工具的精确化。当前民族认同实证研究领域还存在着需要我们重视的各种问题，主要有：纵向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以及与其相关的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问题；实证研究中的取样精确性问题；民族认同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混合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研究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解决实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实证研究的合理化。

4.1民族认同的纵深研究问题

民族认同的纵深研究不仅可以更直观的探讨认同发展的轨迹，而且还可以促进民族认同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尽管随着民族认同研究的不断发展，民族认同的纵深研究也不断增多。但是横断研究在国内外民族认同发展研究中还占据着绝对的主要地位。一项关于民族认同和幸福感的元分析结果发现，他们分析的文献中横断研究所占比例大于93%(Smith，2011)。在国内，民族认同的纵深研究也十分少(张艳红，佐斌，2012)。

对民族认同进行纵深研究要注意三个问题：纵深研究中的数据分析问题、被试保留问题、年龄阶段选择问题。

无论是西方民族认同与种族认同的整合研究，民族认同发展过程与内容的研究，群体特殊性与群体普遍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都需要数据分析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内群体认同的多样性表明我们在民族认同研究中要采用混合模型，混合模型可以帮助抽取被试中有相同模式的潜在群体。如混合潜在成长曲线模式和潜在类别转移分析。但是因为潜在类别在划分时本身就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精确，因此在把被试划分到可能类别中时要多加注意。

关于纵深研究中的被试追踪问题，研究者也提出了一些关于减少民族认同纵深研究中被试流失问题的策略，比如雇佣相同研究的工作人员在不同时期与被试保持联系；预留与被试关系密切的被试亲朋的联系方式等(Knight，2009)。如果根据先前研究有些损耗难以避免，可以在数据收集之前采用一定的实验设计和功效分析方法降低损耗对研究结果的影响(Roy，2007)，也可以在实验数据收集后采用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降低被试损耗的影响。此外在研究场所上，可以在被试熟悉的地方进行，比如被试的家中，工作场所附近，或者环境不错的咖啡馆、茶馆等而不一定是直接将被试叫到研究场所；在评估材料编制上，材料语言要符合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特点，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特殊性问题；在与被试的关系上，要对被试表示足够的尊重，考虑周到，与被试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将被试保留在研究之中，减少纵深研究中的被试损耗。

对于民族认同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群体中的青少年和成人，儿童的发展状态研究很少，其中的一个原因要追溯到认同发展理论所提出的假设，即在青少年期之前，民族认同发展较少，或者说，即使发展了，也不过反应的是父母的社会化。西方研究发现，儿童在5岁后就能产生民族分类意识，并产生内群偏爱，在10岁会出现民族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的分离现象。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民族认同的变化规律，能够为指导和干预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促进各民族儿童的健康发展。同时，找到儿童民族态度形成与转变的关键期，也能够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并促进民族之间积极的互动与交往(撒丽，高承海，万明钢，2013)。

4.2实证研究中的取样精确性问题

根据认同发展理论，青少年和成年早期是认同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外很多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的研究，在抽取被试时多采用四年制大学中的大学生作为被试。这其中牵扯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大学教育的少数民族成员和没有参加大学的少数民族成员在心理、社会经历、经济条件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用这些样本研究得来的民族认同的精确性就会有所损耗。有些少数民族很少出席大学教育，或者根据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这就会影响设计性别因素的少数民族认同研究。

流行病学观点认为，代表性样本必须是一个群体的准确描述。然而，基于人口学的取样方法代价高，耗时长。所以很多研究仅仅只是依照简便的原则，从高中、大学等抽取样本。近来也曾有研究用30个大学的样本进行研究，但是样本的抽样不是随机的(Syed，2013)。这种由于样本只是总体的一个子集而造成的研究结果的误差是很难估计的。

要解决抽样精度不足的问题，就需要更复杂的样本抽样策略，比如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等。但是每一种抽样策略自身在具备某些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某些局限性，这就要求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的目的和条件采取一种折中策略。折中策略的选择要贴合研究的需要，但不是简单的忽略某些取样问题。

4.3民族认同研究的研究方法问题

不同学科对民族认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样。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民族认同的研究主要有社会调查、田野考察、深度访谈等定性方法，心理学领域内主要采取量表测验方法。民族认同的深入发展要求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和合作。在研究方法上，各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利弊，应该相互借鉴。

民族认同与内外群体的态度密切相关，态度有内隐和外显之分，单纯运用量表法对民族认同进行研究，无法保证对内隐态度的测量，因此在民族认同研究中应该结合一些深度访谈法、实验法等，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更深入的探讨民族认同发展的机制。

此外，随着认知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认知研究已经进入了认知神经心理学的时代。民族认同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民族认同在建构过程中，涉及诸多社会认知(如刻板印象、偏见)现象，将来也可以采用现代化的手段，对民族认同的认知神经加工机制进行研究，并比较与其他社会认同(如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等)加工机制的差异。国内研究者贾磊采用了ERP技术对民族刻板印象的内隐激活与外显运用两者加工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的神经加工机制是不同的(贾磊等，2010)。

4.4多民族混合群体的民族认同问题

在西方民族认同研究中，多民族混合背景的少数民族群体民族认同研究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有研究发现多民族混合背景下的少数民族群体在民族认同和自尊方面与单一民族背景的少数民族群体具有显著不同(Bracey，2004)。Renn（2008）等发现多民族混合背景的少数民族群体最终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民族认同。Brittian（2013）等发现，民族认同的特定维度对多民族混合背景的大学生尤其重要，这种重要性程度取决于他们所在大学少数民族学生所占的比例。Sycarah（2014）等研究了特定情境下多民族混合的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来自多民族混合群体的青少年的焦虑与抑郁水平高于非裔美国人和白种人。

5.结语

    基于发展观的民族认同研究自产生以来，一直不断发展与完善。但当今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各国交往深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大，民族和文化冲突也不断增多，形式更加复杂，这也对民族认同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当前的民族认同研究，在理论上还存在一些理论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理论不足够明晰；根据不同理论编制的民族认同量表也存在维度划分上的不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进，民族认同的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测量工具也需要不断的调整。民族认同研究中的群体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也需要国内外研究者进一步探讨，更合理的研究设计和更高级统计分析方法的应用将会推动理论的发展和民族认同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在实证研究方面，应该多重视民族认同的纵深研究，这样才能更直观的把握民族认同发展的轨迹，民族认同研究的年龄阶段应该扩展到儿童以及其他阶段；研究方法的选取上，要注重多学科之间研究方法的结合，取长补短，加强学科交流与合作；另外，一些民族认同实证研究中的抽样问题，多民族混合群体研究问题在研究设计中应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民族认同理论指导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民族实证研究也可以推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不断提高民族认同理论的精确化，测量工具的完善化，实证研究的合理化才能使民族认同研究得到长远发展，进而促进多民族和谐发展和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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